上海的照相馆：一个半世纪光影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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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巨鹿路225弄的弄堂口朝里看，这无疑是上海老弄堂的寻常光景。一条容不下两辆车并行的通道，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紧紧挨着的三层老房子投下一路阴影；城市的电线与晾衣杆在头顶上方交错；车辆在不远处的瑞金一路上密密地来来往往，却也不曾打破这里的幽静。但近两年，这条不起眼的老式弄堂变得有些热闹了。上海新人民摄影有限公司，或者用数十年来更为大众熟知的名字——“人民照相馆”，就藏在弄堂里。



　　“哟，新娘子！”80岁的徐大兴（化名）换上西装后站在“人民”的摄影棚门口，循声抬头注视楼梯，化妆师和两位女儿正拉着老伴何依群（化名）的婚纱裙摆，缓缓走下楼梯。

　　这是80岁的何依群第一次穿上婚纱；白色的婚纱，正好遮住了她胸前的手术刀疤。

　　重拍结婚照，不仅仅是子女们送上的寿礼，更是生命的礼物。

　　19世纪中叶，上海诞生了第一家商业照相馆。据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原学术部主任肖小兰考证，照相馆人像艺术在中国出现至今约逾150年，“众多各具风格的名店，技术上的精湛和成熟，与都市时尚文化的紧密结合，使上海照相馆的影响力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国照相馆历史，辐射到全国所有城市的照相馆”。

　　多少上海人的童年回忆里，都有数张着色或黑白的全家福和“艺术照”，照片上有醒目的“上海”二字；放眼全国，多少中国家庭的照相册里，也珍藏着相似的照片，照片上也有醒目的“上海”二字。

　　曾几何时，去照相馆拍照，堪比普通家庭生活中一场重要的仪式，甚至成为人生特定阶段的标志物。

　　“明天到照相馆照相，全家洗澡的洗澡，剃头的剃头，小孩子的开裆裤改穿封裆的。”这是知名画家黄永玉的记述。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下乡插队落户……父亲提议：‘去拍张合影留念吧，从此，一家人天涯海角，也有个盼头。’于是，一家三口来到照相馆。好心的摄影师把母亲拉在一边，轻声关照：‘三个人是单数，拍合家欢不妥当，要分离的。’结果我陪父母亲各拍一张两人合影。”这是滑稽名家王汝刚的回忆。

　　而就在商业摄影市场日渐细化的今天，上海的老照相馆悄然次第复苏。

　　走过一个半世纪，光影不老。

“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仪式”

　　拍照那天，何依群恰好80岁又1天。今年是老两口八十寿诞，定居日本的大女儿回到上海，全家团聚。大儿子徐俊经人介绍找到“人民”，替父母安排了重拍结婚照和全家福。

　　白色婚纱，是化妆师特地为何依群挑选的，险险遮住了她胸前的疤痕。

　　“我1976年患了乳腺癌，当时我的3个孩子中最大的才12岁，我一定要动手术活下来。”何依群胸前的3根肋骨被切除，又先后缝了120针与50针，“我能活到现在，看到3个孩子的成长，还有他们的孝心，真的太值得了。”

　　在他们的全家福里，何依群的小女儿和母亲一起坐在最前排，手挽着母亲，头靠在母亲的肩上。

　　“世界上很少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众，像中国人那样把进照相馆拍照，看成是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仪式。”在肖小兰的眼里，民间的影像资料隐藏了特定年代的情感故事、人生故事和家族故事，时日越久，越具有情感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的认知价值。

　　据《上海通志》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外商赫尔曼·哈斯本德在福州路隆泰洋行开设拍摄银版肖像的照相馆；咸丰七年（1857年）前后，上海道台衙门会计罗元佑在汉口路开设公泰照相馆。后者被业内认为是“有记载的上海首家华人照相馆”。

　　走过了150多个年头的上海照相馆，经历了繁华的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以“王开”为主的照相馆为老上海的文化与风情留下了无数影像；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短暂复兴，照相馆在上世纪90年代又直面了数码照相机普及与港台影楼带来的挑战，被迫做出改变，或彻底消失，或关闭分店，或缩小业务……

　　闸北闻喜路小区旁的“海鸥照相馆”，是再普通不过的上海照相馆。上世纪90年代末，它尚有6平方米左右的摄影棚，附近居民都喜欢来这，现已变成店主自住的房间；门面的玻璃上，十几年前贴满的客人照片，现已变成“数码彩扩传真照相复印录像”的大字，仅剩自家儿子小时候的“艺术照”还贴在墙上。

　　在只有2平方米大的营业区域里，店主坐在电脑前，他的靠背椅几乎占据了所有空地。

　　照相馆的门前摆放着投币游戏设备。一位母亲手上提着在邻近菜摊买的蔬菜，小男孩兴奋地小跑到照相馆门口。

　　老板接过男孩母亲递过的硬币，很自然地拿着钥匙启动了“马”。男孩手扒着“马”的脖子，欢快熟练地爬上“马背”。

　　正如肖小兰所说，“照相馆基本上在上世纪90年代港台婚纱摄影冲击下失去了原有功能”。从那时起，照相馆很难再“包罗万象”了。

　　上世纪40年代创立、曾为梅兰芳等名人拍照的万象照相总馆，今已不叫“万象”了（现名“上海照相馆”）。它先是从南京西路741号迁到南京西路790号，由于空间局促，2003年在慈溪路上开设了室内摄影专用基地。上海照相馆总经理葛芝琍说：“过去的照相馆提供拍摄的照片包罗万象，小到报名照、小方照，大到婚纱摄影、大型集体照。”葛芝琍难忘上世纪90年代初，每天从早到晚有数十对新人排在“万象”门口，等着拍婚纱照，“而且提早取照片还要‘开后门’，做后期的师傅要把照片赶出来，很紧张的”。

　　哪怕是曾跻身“上海四家特级照相馆”的“人民”，也不例外——

　　1940年创设，前身为乔奇照相馆，曾经“气派不凡，门面年年油漆一新，4只橱窗霓虹灯日夜通明……当年不仅法国、苏联等国的领事是这家店的常客，国内的名流也纷纷慕名前来，如白杨、赵丹、刘海粟、朱屺瞻、巴金等常去拍照，荣毅仁的女儿举行婚礼时还特邀该馆的摄影师到荣府拍摄结婚照”。1959年，迁至淮海中路831号，同年改名为“人民照相馆”。1985年，在淮海中路开设分店。1992年，扩大规模，改名为“上海人民摄影公司”。

　　1997年，上海人民摄影公司从热闹的淮海路，迁到巨鹿路的弄堂里，不再拍摄照片，只提供后期冲洗服务。

　　副总经理张建军还记得在2012年底的时候，他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的那头用上海话再三确认：“侬是人民照相馆伐？”那是一位90多岁的旅美华侨，2012年从美国回沪，执意要在人民照相馆拍摄四世同堂的全家福，但旧址已不见踪影。老人拨打114电话查询，终于找到了“人民”——那是她拍三世同堂全家福、拍银婚照、拍金婚照的地方。

　　就在2013年初，“人民”恢复拍照业务。

　　在张建军给记者的名片上，公司的最新名称为“上海新人民摄影有限公司”——多了“新”字。

　　新生，哪怕艰难。

修复褪色记忆

　　两年前的11月，网友“馋老猫”和丈夫在巨鹿路找到了原以为已销声匿迹的“人民”，重拍婚纱照。30多年前，他们就是在淮海路上的人民照相馆拍的。

　　在她印象中，老师傅用一台老式机器，按着气囊快门拍摄，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深深刻在她脑海里，“记得最清楚的是，因为我们拍照喜欢头抬得很高，摄影师一再要求头低一点，虽然比较别扭，但拍出来的效果很好”。

　　2013年9月，“人民”利用“免费重拍婚纱照”的促销活动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凡是25年之前在淮海中路人民照相馆拍过婚纱照的顾客，只要能找出当年拍摄的婚纱照，就能免费重拍婚纱照。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数十名市民，赶到已“蜗居”在老弄堂里的“人民”，重温曾经的美好。

　　创新的脚步，一步步跨出了。

　　免费重拍婚纱照活动开始一年后，“人民”同时开通了微信平台和微博，更新照相馆活动动态，尽管更新并不活跃；2014年初，“人民”重拾春节不打烊的传统，要在过年期间为市民拍摄传统的全家福……

　　如今，上海照相馆（原万象照相总馆）的大厅里会播放日韩流行歌曲——这是年轻人的偏爱。老摄影师们也不得不参照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韩风摄影，尽管他们难以接受“大用光”的摄影观念。在“人民”工作超过30年的副总经理、技术总监陈林兴觉得，多数老摄影师并不认同时下流行的一些婚纱写真以及过度后期处理，“拍摄结婚照是为了纪念结婚这一重要时刻，这些照片可以适当修饰瑕疵，但最终还是要体现其本质——当年长着这张脸的你和我结婚了”。

　　知名的老字号“王开”对网络营销更花了一份心思，对婚纱摄影进行百度推广，在大众点评网上提供预约优惠，“到店礼”是韩式毛绒公仔一对。

　　而创新之外，还有传承。

　　陈林兴每个月总会碰上四五人找上门来修复老照片。

　　他还记得浦东有一位想要修复老照片的老阿姨，通过电视台一档节目找到“人民”。在看到修复好的照片后，她当场就嚎啕大哭。

　　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60年代，是她的外婆送给她的结婚礼物。照片中有七八人，照片里的她正当锦瑟年华，而照片里的外婆今已长辞人世。5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照片在潮湿的环境中发霉，损坏得越来越严重。着急的她四处“投医”，却找不到人修复这张照片……

　　“老阿姨她们打电话给电视台也是想碰碰运气，恰好王汝刚老师在‘人民’拍过照，知道我们还保留着老技术，就带她们来了。”这张照片里的七八张面孔都要一一修复，陈林兴猜测这可能是别家不愿意接手的原因，“节目播出以后，很多人找到我们这儿来修复照片。既然是千方百计想要修复的，一定是一家人当成宝贝的照片，就比如有人把自己爷爷的照片拿来修复，照片上是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八路的形象”。

　　全国第一批300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的姚子青，那位在1937年率官兵奋战、誓死守卫宝山的年轻营长，如今展于多家展馆的生前照片，也是老字号“王开”修复的。据宝山区档案局副局长朱晓明回忆，照片是由宝山区黄埔同学会的彭望禔特意找到姚子青老家广东平远县，向姚子青的家人拿来的肖像照，“这张珍贵的老照片颜色都变了，而且很模糊，所以被特地拿到王开修复”。照片中的姚子青剃着平头，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瘦削，神色坚毅。

　　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说过：“时间最终会在艺术层次上给大多数照片定位，哪怕是最业余的照片。”

　　不过，如今修复技艺多在“老师傅”手中。接下来如何传承？现实也让葛芝琍困惑：“上海照相馆十年前招了很多人，以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边工作边学习，但他们把这里当做培训基地，三四年就走了，最长的待了6年也离开了。”

待重建天地

　　墙壁被漆上了铅灰色，原上海第十钢铁厂车间的老式窗户被特意保留下来；展示台上摆着一台小小的老式电视，苹果平板电脑被组装在电视机内，滚动播放摄影师们的作品，就好像是电视开着一样。

　　这却不是老上海人开的照相馆。

　　中德混血的本，2002年漂洋过海来到上海，2013年与友人合作在红坊创意园区开了德国缪诗肖像摄影，并担任主要摄影师。他是舒曼特家族的第四代摄影师，家族于1917年创立了这个摄影老字号。

　　“我们还有来自法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摄影师，他们都是摄影专业的，从事职业摄影都有十年左右经验。”总经理助理徐先生介绍，“摄影师每天拍完以后会自发总结‘我今天照片拍得怎么样？’‘有没有给客人带来好的感觉？’”

　　好的作品背后依然是人。

　　有位客人为了在全家福里留下更好的形象，在拍摄前足足减了二十多斤。

　　一对结婚数十年的老夫妻，规规矩矩地坐在镜头前，笑得尴尬。或许是他们多年没有认真地对视彼此，当摄影师安排他们看对方一眼时，他们同时笑场了。摄影师抓拍了这一幕。

　　全职妈妈预约了三人全家福拍摄，而她丈夫工作繁忙，拍摄当天有所抵触，觉得是在浪费时间，直到看到拍摄助理逗自己的孩子玩时，突然心中一股暖流，猛地发现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和家人在一起了。

　　“每天我们都要面对很多组家庭，他们有不同的故事，但我们却看到同一种幸福。”摄影师在官方微博里写道。这个官方微博几乎每天都会发布，此外还有微信公众号。徐先生说：“我们根据不同媒体的特性规划不同的内容，微博以显示摄影作品和摄影大师为主，微信则更深层次探讨摄影、生活、艺术及情感等。”

　　在海纳百川的上海，这样的摄影师和照相馆都不算少。

　　在商业摄影市场日渐细化的今天，在上色、暗房技术几乎被数码相机和电脑软件取代的今天，老字号若单凭有限的创新和技艺传承，仍不足以重建天地。

　　如今，人们视线所及之处，本真朴素的“照相馆”三个字，已越来越多地被“XX摄影”、“XX工作室”、“XX影楼”取代。

　　小静在一家主打古装异域写真的工作室里任选片主管。“过去我们拍证件照、结婚照并不完全是因为自己想拍，而是必须要拍。但现在很多女孩的拍照观念是想把青春留住，每年尝试新的流行服饰，看到自己每年的变化。”

　　小静有数百名微信好友，除了同事、父母、妹妹以外，剩下的全是她写真工作室的客户，“很多人是每年拍一次，3年拍一次的都算少了”。

　　行业的变化，时代的变迁，催逼着老字号做出改变。

　　一个半世纪，多少记忆难以磨灭；一个半世纪，多少注目满是期待。

　　何依群一家人拍照时，有个细节让记者记忆深刻——

　　在何依群的白色头纱下，是一头银色齐耳短发。拍照中小女儿希望母亲摘下头纱、露出白发，“因为，我妈妈的白发很美”。